社会要整顿

2016-12-14 07:08

宋玉明:今年我正好是60岁,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跟我们国家的命运一起成长的。我生在上海,那个时候叫嘉定县,现在叫嘉定区,安亭镇,一个不大的小镇。我从小是跟随奶奶一起生活的。小时候,在我的记忆中,基本上没有跟他怎么见过面,那时候我记忆中父亲是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等到大一些,可以记得好多事情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去南京工作了。

雅昌艺术网:作为名家宋文治之后,很多人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您自幼就在父亲的艺术熏陶长大,是这样吗?

我们学校是12月份搬迁,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那天他们用军用卡车把我们运到码头,再一船一船地运到岛上,离开学校一直到码头的过程中敲锣打鼓,夹道欢送。经过一个小时轮渡,到了八卦洲已是晚上,一下船就已经分好所属生产队,全部散掉了,就剩下我们这几十个人的群体了,跟着他们到了一个生产队,永宁三队,到了三队以后就把我们分配在一个仓库里边住。当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到了仓库就看到泥巴地上铺的是稻草,连板都没有。

雅昌艺术网:当时您父亲在南京工作,那您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老家去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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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艺术网:您的《宋玉明全集》已经问世,里面容纳了别人评论您艺术的很多文字,您从艺后的年表也写得相当详细。我们这次来想向您了解一些您的从艺路上的故事,一些比较生动的经历,范围设定在走上绘画道路之前,以更好的辅助我们对您的理解。

导言:大家对深圳美术馆馆长宋玉明都不陌生,其笔下金碧辉煌的“宋家山水”更是我们熟悉的图式。自其《宋玉明画集》出版以来,很多关于他对艺术的见解以及理论家对他作品的评论均收录在内,编年体的详尽从艺介绍更是让我们领略了宋玉明在艺术及美术事业上的成就。在体会宋玉明艺术道路的同时,我们不免好奇,这位艺术家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出于名门之后必定有着其父宋文治自小开始的悉心教导?他是否从一开始就抱有对艺术的敏感之心?从艺之前的他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宋玉明:我在矿上工作到1977年,七年的时间,中间画一些素描,画一些临摹。我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比较拘束,不太讲话,有一次偷偷地趁他不在的时候我拿他的一张画,在毛边纸上临摹,突然他进来看到我在画画,他就跟我讲,你不要学我的画,我的画比较难临摹,你画的像钱松喦,钱松喦的皴法比较清楚,你学钱松喦。当时新华书店印刷品都是大张的,像钱松喦的、我父亲的,都是宣传画,就买了这种印刷品,钱松喦我们也都认识,都是我父亲的同事,住在一个院子里。那时候父亲感觉到我有一点点兴趣,他的指导方式不是教育你的,他开始画画的时候,我磨墨,一边磨一边看父亲画画,等他画好以后就出去骑个自行车,出去玩儿去。因为当时家里只有一张画桌,他画好后就说出去了,你画吧。他用这种引导方式,而不是现在教育你怎么画,应该怎么样。有时他在画画的过程中自言自语,说这个要怎么样,这个皴法是什么皴法,我也在听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直到1977年离开了白云石矿,调到了南京轻工美术研究所搞设计,做了十年。以后的经历在书上就写得很详细了。

宋玉明:回到家后没人管,没有人问,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里发了一个通知,把我们这些学生全部分配到工厂去学工,因为没有学校了,就把我安排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工厂,一个月以后又把我们分配到了南京圆珠笔厂。后来,这里有一个木工,他喜欢画画,他听说我是宋文治的儿子,就叫我跟他学木工,做木匠。等到了“文革”晚期,国家再次整顿,学校复课。这个时候把我们所有的学生全部集中,安排在南京栖霞山上的栖霞寺。我们接到这个通知后集中到总统府边的长江路上,那时候用军用卡车运行李,但人不能坐车,我们七八百号人步行到栖霞山,大概40多公里路。走到那里以后已经是晚上了,吃过饭全部学生集中,整整齐齐坐好,工宣队队长又宣布搞整顿运动,执行中央的命令,那次我们大概有20多个学生被点名站出来,然后隔离审查,我们就在这么一个政治环境下面开始复课了,所谓复课就是每天批斗。

雅昌艺术网:真正意义上开始画画是在白云石矿吗?为什么会在这里?

宋玉明:有印象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是在晚上睡觉,当时我们家房子非常小,也就十来平方米,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台子,就占满了房间。那时我父亲从南京回到老家,但他没有住在家里,而是去找他曾经工作过的同事、好朋友。我记得那天晚上他回来以后,突然我眼睛睁开了,看他站到床头就要我起来,跟着他到镇上去看一些他的同事,我就跟着他。那个时候还小,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只知道是父亲回来了。因此我从小对我父亲非常陌生,从来不跟他讲话,小时候父亲更没有给我什么教育,都没有。

宋玉明:在正式开始画画之前还有一件事,那是1970年的元旦,我还没有分配工作,但已经有一部分学生分配工作了,也有的当兵走了。当时我们元旦放假,放到1月2号,2号就得到学校报道。我们有三个学生偷懒,反正到学校去也没有事情,就都多休息一天。没想到3号到学校的时候,整个学校空掉了,已经没有人了,全部分配工作走光了。后来留守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三个人去拿通知单。我们拿了通知单,在学校的宿舍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到南京市的栖霞区委报道,到了区委一报道就坐了卡车不知道去哪里了。他们把我们拖到南京的白云石矿工作,露天的矿山,我分配的工作是最艰苦的地方,就是采石矿,尤其是在夏天,工人都不穿裤子,因为太热了!天天围一个裙子,完全是手工把石头搬上板车,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6岁。

宋玉明:到了白云石矿以后开始画画了。为什么呢?在白云石矿工作比现在的劳改犯还要辛苦。我去工作的第一个月完全是手工,炸药打碎,再用榔头打碎,手工把石头搬到车上……后来我就不住在矿上了,因为矿场离我家还比较近,有公共汽车可以来回。那时候我哥哥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学,他很快毕业了,有一次去接我从南京到上海接我姐姐,就住在我哥哥学校的宿舍里,她就跟我聊,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说没有什么前途,干体力活。姐姐说你应该学习,要学一技之长,将来有好处的。因为她的年龄比我长六七岁,跟我聊得很深,一讲以后我受到启发。我父亲是不管我画不画的,从来没有说训练画画什么的。我姐姐讲了以后,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一点印刷品,所谓的素描什么的。回到矿场工作后,我就早上四点多钟以前起来画画,画到五点多钟,六点钟之前必须要上班去,四点钟下午下班,回到家里再画,就这样,慢慢开始了自学画画的过程。

宋玉明:65年去了以后我哥哥领着我到小学报名,老师一看,不愿意收,为什么不愿意收呢?成绩单上面有几个红灯笼,不及格。老师的评语写得并不好,唯一一条好的是写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这么一条优点。小学不收我,我就去了哥我母亲教书的小学,在总统府边上的逸仙小学。我母亲说我成绩不好,赶快暑假补课,到了五年级刚开始上课,“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所有的课程就全部取消了,不上课了,原来很好的老师出现了什么右派……

宋玉明:跟以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歧视和感觉,只是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已,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一样的。戴这个帽子(“右派”)的时候是有指标的,有分配名额,这个单位多少人是有比例的,多少人必须要戴上帽子。当时有一些人对这个无所谓,就戴上了,档案里就挂上了,或者档案里会写上一句话:此人不可重用。我们小孩也不懂,后来很多老师开始批判搞运动,运动搞了以后越来越激烈,就进行了武斗。

宋玉明:到1965年全家迁到南京,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还是继续跟我奶奶生活,住在公家分配的一间房,在沙家湾。实际上我对南京并不喜欢,包括我1964年跟我母亲到南京去住了一个月,南京很漂亮,南京的火车站很漂亮,全是梧桐树,古老的建筑。当时住在总统府里边,因为当时江苏省国画院就在总统府里边。因为我是跟奶奶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跟奶奶感情很深,我就觉得在南京没有意思,经常想奶奶,流眼泪,跟父亲没有感情,又不讲话。

雅昌艺术网:小时候很少与父亲一起,那在您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您父亲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

雅昌艺术网:那些老师被定性为“右派”以后,与未被定性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漫天大雪,白茫茫一片,我们三个小孩一直走,也遇不到人,就往长江那头走,反正那边有码头。等到了码头,最后一班船开掉了。那个时候还是很纯朴的,像拍电影一样,三个小孩在防洪大坝上拼命的叫喊,没想到船就开回来了。等我走到家里,穿的鞋子基本上结成冰块了。

宋玉明:这个岛每到汛期的时候长江水要漫起来,1969年长江发大水,永宁三队通知我们转移。可我们就这几个学生在一起生活,叫我们转移,离开这个生产队,到哪里去呢?到岛上另外一头的一个学校!我们就像劳改犯一样把背包打好,用板车弄好,那天下雪,我印象最深,大概要走十几里路,都是烂泥路,坑坑洼洼的。等好不容易到了那里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教室玻璃都是碎的。后来我们这些小孩一想,这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呢?算了,我们赶紧回家吧。我们三个小孩,离开这里,那个时候也没人管,我们就走了。

宋玉明:我父亲害怕,但他很聪明,那时候要“破四旧”,寺庙要砸掉,封资修的东西要烧掉。他也采取行动,烧掉字画,那个时候感觉字画都是没用的,全是废品!但是好的作品我父亲他不烧掉。当时住的楼房,一家有动静全部都知道,父亲烧字画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有一些学生看到了就抢,学生无所谓的。后来“文革”到了中期,乱成这个样子了,国家就要管了,社会要整顿,学校要复课。我们小学毕业生算是毕业了,也没有任何毕业证书,到学校发一个通知,你几月几号到某某学校。这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军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因为学校经过这几年已经很乱了,社会小孩都是无政府状态,很野蛮的,怎么把这些小孩收进来?政府是有办法的,他们已经有了我们这些小孩当中的“坏小孩”的名单。

宋玉明:不从什么理论高度来谈艺术和创作,而是了解艺术家具体的成长,作为个人采访,我讲这是很好的,能够给人以比较完整的“资料”。

宋玉明: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初中生,上面有高中生,我们看他们跟大人一样。他们有组织、有派别,搞得不好就会打起来。那个时候“文革”还在继续,那些老师、学校的领导还是“牛鬼蛇神”,都关押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我们还参与看押他们,很有意思。那时候没有上课,只不过把我们这些人从社会里组织进入学校。到了12月份,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就是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办学很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时候南京有三所学校:九中、七中、宁海中学,这三所学校都是重点中学,三个学校全部下放搬迁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搬到南京长江中间的一个岛上,叫八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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